利率的提高使任何借款人

发布时间:2018-05-28 16:44
文章描述:与此同时,利率的提高使任何借款人都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使之具有更高的风险和收益水平,这产生了“风险激励效应”。麦金农(1997)进一步指出,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

与此同时,利率的提高使任何借款人都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使之具有更高的风险和收益水平,这产生了“风险激励效应”。麦金农(1997)进一步指出,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经济波动等,这在发展中国家是常见的),由于融资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且所有借款人的收益和风险会因为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呈现出正相关性,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银行“道德公害”将大大加重——融资流向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而银行一旦因高风险债权过大而周转不灵以致破产,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只能由政府承担。如麦金农指出,“银行是一场针对政府的不公正赌博的受益者,它保留了不正常的利润,而不必支付因风险贷款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而产生的全部社会成本”。

这些观点已经为研究者所熟知并不断被引用。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伴随着关系型融资制度的东亚国家金融自由化中,道德风险和道德公害问题是否会有所不同,关系型融资制度倾向于抵消还是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逆向风险选择和风险激励效应。关系型融资制度下较多的事中监督和银行对企业治理的介入,使企业不易改变资金的用途,把低风险资金随意转向高风险投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系型融资对克服风险激励效应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可以由主银行制度的监督功能推而得之,因为关系型融资在银行与企业关系上有许多相似性。但是,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与关系型融资的并存也有着强化银行道德风险并使之成为“银行—企业融资道德风险”的倾向。如前所述,关系型融资的过大风险势必造成企业对银行债务的累积。直到企业由于资不抵债被清算之前,银行实际上都面临着企业的融资道德风险:已经发生的贷款成为企业不断获得新的融资的“资产人质”,银行为保证过去融资的归还可能性不得不向企业提供不断的关系型高风险融资。所以,可以认为,关系型融资一旦形成,在很多情况下会形成自我增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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