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方面肯定钱杏邨在中

发布时间:2018-05-30 10:39
文章描述:他一方面肯定钱杏邨在中国新文艺批评之初期建设上“尽了相当的功绩”,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实在是一个最庸俗的观念论者”,从而将“马

他一方面肯定钱杏邨在中国新文艺批评之初期建设上“尽了相当的功绩”,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实在是一个最庸俗的观念论者”,从而将“马克思主义谑画(Caricature)化了”。胡秋原认为,钱杏邨的理论核心和来源是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目的意识’者,就是作品上露骨的政治口号乃至政论底结论之意,极模糊的政治理论之机械底适用之意。总而言之,这目的意识论不过是列宁之政治理论在文艺上之机械底适用。”他说:“将这‘目的意识’应用到艺术作品上,遂成为‘政治暴露’及‘进军喇叭’之理论,遂至抹杀艺术之条件及其机能,事实上达到艺术之否定。”胡秋原敏锐地看到了钱杏邨介绍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概念然而其理论实质却正是藏原惟人批评的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25]

将钱杏邨把文学结合到政治中去的过程反过来,胡秋原对于文学重新进行了界定。针对钱杏邨《怎样研究新兴文学》中“艺术是作为感情与思想的社会化的手段”的定义,胡秋原反驳说,宗教、教育、口号传单、演说都是情感社会化的手段,然而宗教、教育、口号传单和演说却并非艺术,因此他推翻了钱杏邨的艺术定义。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形象思维。他嘲笑钱杏邨说:“钱先生不懂得柏林斯基朴列汗诺夫关于艺术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所谓‘艺术是借形象而思索’的科学美学之第一课,还谈什么艺术理论?”[26]胡秋原以“形象思维”的理论将艺术从政治中还原出来,无产阶级文学倡导以来对于文学意识形态性质的揭示是对于文学认识的深化,甚至它通过对文学其他方面和因素的忽视来对这种新的发现加以突出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必要的。然而,在新的层次和阶段上,将文学重新从一般的意识形态,从政治中重新剖析出来,也正是一个必然的发展和要求。同时,由胡秋原引发的30年代“文艺自由论辩”既与日本的一场论争相联系,又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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